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的实物见证。因此，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意义，根本在于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保护好中华民族发展传承的血脉，保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它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和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从来就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1989年，日本著名画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东京艺术大学教授和校长平山郁夫先生将个人画展的全部收入2亿日元，捐赠给敦煌研究院，作为资助敦煌保护、研究的基金；1994年敦煌研究院以此基金为基础，发起成立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成为动员社会力量保护敦煌文化遗产的主要力量。
20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在发展中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为推进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全面发展、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通过与国内外友好人士的文化交往，大力宣传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与研究，积极争取国内外友好人士、社会团体的支持与资助。在这一过程中，平山郁夫先生的捐赠，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成立奠定了基础。在段文杰先生的努力下，1994年4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5年3月“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成立。
改革开放初期，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力量还是有限的。在国家无法把大量资金优先集中在文化领域的情况下，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成立，是社会力量支持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方面，在我国社会组织全面恢复发展的初期，为单个遗产地的保护而成立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是极其罕见的，足见国家对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和之前成立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成为目前全国文物系统仅有的两个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另一方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成立，在国内产生了对接社会力量保护敦煌文化遗产的社会组织，成为保护敦煌文化遗产主要的民间力量。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成立，最早是为了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说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便与“社会力量”相伴相生。为了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一些助力文化保护公益事业的独特思路。
第一，社会力量通过公益资助项目直接参与到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中。敦煌，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精神的传承。社会力量中的各类爱心人士、企业或者团体，他们将自己的财富、资源或技能用于支持帮助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单单是一份慈善捐赠，而是对历史的敬畏，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是每个公民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应尽的一份责任。
公元4至14世纪，古代敦煌从地方长官、世家大族到平民百姓，从出家僧尼到俗家弟子，都基于虔诚的佛教信仰，奉献资财、雇用工匠、开窟造像、绘制壁面，持续千年绵延不断，留下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艺术宝库，从某种意义上说，敦煌历史文化的形成，也是社会力量参与的结果。今天，社会力量通过公益资助项目直接参与到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中，恰恰体现了其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社会组织实际参与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在公益资助过程中更有积极性和创新性表达，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热情和文化素养。对每一个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力量来说，参与就是一份荣誉，一份应尽的义务，一份乐于奉献的愉悦。这就是社会力量参与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所在。因此，社会力量参与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程度越高，说明社会力量保护敦煌文化遗产的作用越大。
第二，社会力量通过捐赠和资助，为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就是在国家投入有限、敦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的情况下成立的，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已由政府全覆盖，但仍然需要社会力量的扶持。2005~2024年，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共收到社会各界捐款1.9亿元，来自社会力量的捐赠、基金会资助等一系列公益项目，都用于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足以见证社会力量的捐赠对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上的支持。篇幅有限，我们不能一一说明。
第三，社会力量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上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起，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怀揣着光荣的梦想，坚守在风沙弥漫的茫茫戈壁，保护石窟珍贵文物，潜心研究敦煌文化，敦煌石窟在他们的守护下安然无恙，他们的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热爱敦煌的各类人才，扎根敦煌，奉献一生。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敦煌石窟地处大漠深处，生活条件艰苦，吸引人才殊为不易。即使在今天，敦煌石窟的条件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诸多难处。作为负责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敦煌研究院，采取多种措施，不遗余力培养人才，终于聚集了石窟保护、石窟考古和敦煌学研究等方面的一批专业队伍，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此过程中，社会力量也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队伍建设助了一臂之力。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利用社会各界的捐助，设立“敦煌奖学金”，奖励高校和科研单位在读敦煌学、文物保护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鼓励他们毕业后加入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每年资助敦煌研究院1~2位学者赴国外交流学习；设立“启新人才培养基金”，资助人才培养；资助学者参加专业技术培训；支持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阿富汗巴米扬大学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凡此种种都是社会力量支持资助的结果，如果说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成就，理应有社会力量的一份功劳。
第四，社会力量助力敦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这里最可称道的是社会力量助力敦煌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承。近20年来，社会力量通过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资助敦煌研究院利用高精度摄影录像技术对洞窟、壁画、彩塑等进行数字化采集和拼接，协力政府完成了295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和186个洞窟的数据处理，实现了文物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与科技融合所产生的效益和影响已毋庸置疑，亦毋庸赘述，我们要强调的是其中也有社会力量的功劳。
第五，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是文博系统最早接受社会捐赠的机构之一，且是由单个的文物保护机构发起成立的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特殊的意义。基金会在运行过程中的成功案例，为其他石窟寺和文物保护机构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得以更加全面和有效地推进。第一财经及其公益基金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他们多年的合作中，不仅自身发起和参与项目捐赠，更带动了多家合作伙伴加入其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水准，开拓了思路。尤其是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断重视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及其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上海东方证券心得益彰基金会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度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成为公益领域的亮点。
今年是心得益彰公益基金会成立十周年，也是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两家基金会，一个从西部出发，一个从东部出发，不约而同选择了“文化弘扬”这个角度进行项目的开展，是时代的默契，也是对我们团队的信任。
心得益彰公益基金会率先加入保护性设施的捐赠人行列，从莫高窟61窟开始，陆续捐赠了96窟和148窟；并且，联合第一财经等，用“西遇知美|敦煌”等创意公益项目作为我方基金会的多元补充，影响不同的受众，让更多人发现与敦煌连接的有趣角度。这种基于守护者精神的公益出发点，让我们从事文博行业的一线工作者们倍感温暖，也深觉“分头努力，吾辈不孤”。两家基金会未来会继续携手，发挥各自的长处，做好东西方文化的纽带，做好商业和公益的纽带，做好这一代与下一代的纽带。
展望未来，在现代公益慈善领域，文物公益事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慈善事业也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们将以“以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为指引，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助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一份基金会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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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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